1965年的秋老虎格外厉害，明明已经过了白露，日头还是毒得像要把人烤出油来。四合院的青砖地被晒得滚烫，连平日里最爱在院里溜达的老母鸡都躲进了墙根的阴影里，耷拉着翅膀懒得动弹。
阎埠贵坐在自家屋檐下的马扎上，手里攥着把蒲扇，却没怎么扇。他的眼睛半眯着，看似在打盹，余光却把中院的动静收得一清二楚——秦淮茹正蹲在井边捶打衣裳，木槌砸在石板上的“砰砰”声有气无力；西厢房门口，许大茂背着手来回踱步，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在嘀咕什么；只有东厢房那片空着的地方，静得像没人住过，易中海的遗像早就被街道收走了。
“爸，您又在算啥呢？”二儿子阎解旷背着书包从外面回来，额头上全是汗，刚进门就抓起桌上的凉水瓢猛灌了一口。
阎埠贵睁开眼，把他手里的瓢夺下来：“慢点喝！当心激着！”他用蒲扇给儿子扇了扇，“今在学校没乱话吧？”
阎解旷撇撇嘴：“没有，您‘少话，多干活’，我记着呢。”他放下书包，从里面掏出个皱巴巴的作业本，“老师让家长签字。”
阎埠贵接过作业本，戴上老花镜，一笔一划地签字。他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却透着股认真劲儿——这是他多年记账练出来的习惯，哪怕是签字，也得让人看得明白，挑不出错处。
“三大爷，您在家啊？”秦淮茹的声音从院门口传来，带着点心翼翼的试探。她手里端着个空碗，碗沿豁了个口，显然是来借东西的。
阎埠贵心里的算盘“噼啪”一响。借粮？借油？还是想让他去跟街道，给贾张氏弄点救济？他慢悠悠地扇着蒲扇，头也没抬：“有事？”
“我想……想借点盐，家里的用完了。”秦淮茹的声音更低了，手指紧张地抠着碗沿。贾张氏瘫痪在床，每都要喂盐水，家里的盐罐子早就见底了。
阎埠贵从墙角的盐罐里舀了一勺，倒在张旧报纸上，包成个三角：“拿去吧，不用还了。”他知道，这一勺盐不算什么，但人情债不能欠——现在这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秦淮茹接过盐包，千恩万谢地走了。阎埠贵看着她的背影，轻轻“哼”了一声。这女人，以前总想着靠傻柱接济，现在傻柱搬走了，就东家借西家讨，早晚把院里的人都借遍。他可不会像傻柱那样傻，自家的粮本、油本都锁在柜子里，每一笔开销都记在本子上，连阎解旷喝了口水都要记下来——不是抠门，是为了“清白”。
【阎埠贵的账本（1965年9月12日）】
?\t支出：盐一勺（约5钱），借予秦淮茹，记“人情往来”，不追偿。
?\t收入：阎解成工厂补贴2元（代领）。
?\t备注：今日街道贴出新标语“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讲”，需更加谨慎。
写完，他把本子塞进怀里，贴身藏好。这本子比他的命还重要——上面记着十几年来的收支明细，粮票、布票、工资、奖金，一笔一笔清清楚楚，连1959年借过傻柱半斤玉米面都记着归还日期。这不仅是账，更是他的“护身符”——万一“四清”工作组查到头上，这就是他“清白”的证明。
下午，阎埠贵揣着本子去了趟街道办事处。他最近总觉得心口发闷，不是真病，是心病——厂里的“四清”越来越严，连档案室的老陈都因为十年前多领了一尺布票被查，停职反省了。他在轧钢厂档案室干了二十多年，虽没贪过公家一分钱，但架不住有人鸡蛋里挑骨头。
“王主任，我想办病退。”阎埠贵把医院开的“神经衰弱”诊断证明递过去，脸上堆着笑，“您看我这身体，实在熬不住了，在家歇着也能给厂里省个编制不是？”
王主任是个胖乎乎的中年女人，跟阎埠贵打了多年交道，知道他的脾气。“老阎，你才五十四，再干六年就能拿全薪退休了，现在退亏啊。”
“不亏不亏。”阎埠贵的算盘打得飞快，“病退能拿七成工资，够我跟老婆子嚼谷了。再了，我这病，大夫不能操心，档案室的事多，万一出点错，给组织添麻烦就不好了。”他这话半真半假，真的是想躲清净，假的是“给组织添麻烦”——他是怕组织给他添麻烦。
王主任拗不过他，在申请表上签了字：“行吧，你自己想好了。不过丑话在前头，病退了可就没机会再回厂了。”
“想好了，想好了。”阎埠贵接过申请表，像拿到了免死金牌，心里的一块大石总算落霖。他知道，这步棋走对了——现在退下来，既能避开厂里的核查风暴，又能保住自己的“清白”名声，划算！
回家的路上，阎埠贵特意绕开了轧钢厂的后门。以前他总爱往那儿凑，听工人们聊厂里的新鲜事，现在却躲得远远的——厂里的是非多，少听少惹祸。路过工厂子弟学时，他看见林卫国背着书包出来，被苏岚接走，父子俩正着什么，笑得挺开心。
阎埠贵的脚步顿了顿，心里有点复杂。他这辈子算计来算计去，总想着让三个儿子出人头地，可现在呢？大儿子阎解成在轧钢厂当学徒，虽安稳，但比起林建军的技术科主任差远了；二儿子阎解旷还在上学，看不出啥出息；儿子阎解放……想到这儿，他叹了口气——要不是林建军给的那本复习资料，阎解放能不能考上初中都难。
“三大爷？”苏岚看见他，笑着打了个招呼。
“哎，苏医生。”阎埠贵也笑了笑，眼神却有点闪躲。他对林建军，心里是又感激又忌惮——感激他帮了阎解成，忌惮他那身硬气和本事，尤其是“四清”查得那么严，林建军却一点事没有，听还被工作组当成了“清白典型”，这本事，他学不来。
“卫国您病退了？”苏岚递过来个纸包，“这是林建军从三线寄来的茶叶，是山上的野茶，喝了解火，您尝尝。”
阎埠贵接过纸包，掂量了一下，心里估算着值多少钱。“让林技术员破费了。”他嘴上客气，心里却在想——这林家，是真不简单，都这时候了，还能从三线寄东西回来，门路硬啊。
回到家，阎埠贵把病退申请表锁进箱子，又把本子拿出来，添了一笔：“9月15日，办理病退，工资70%，月发25.9元。”写完，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像宣布什么大事似的。
“从今起，我正式病退了。”阎埠贵敲着桌子，语气严肃，“你们仨都给我记好了：在单位的少话，多干活，领导啥就是啥，别犟嘴；上学的好好读书，别跟着人瞎起哄；在家的……”他看了眼老婆子，“管好自个儿的嘴，院里的是非别掺和，谁问都‘不知道’。”
阎解成皱着眉：“爸，您这也太心了吧？”
“心驶得万年船！”阎埠贵瞪了他一眼，“没看见厂里老陈的下场？多领一尺布票都被扒出来了！咱们家，谁都不许出半点错！”他从怀里掏出三张纸，分别递给三个儿子，“这是你们从到大的粮票、布票领用记录，我都抄下来了，自己收好，万一有人查，拿出来就能证明清白！”
三个儿子看着手里的纸，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某年某月领了多少粮票，用在了什么地方，连阎解旷时候得过一次麻疹，用了两尺布做病号服都记着。阎解旷忍不住笑了：“爸，您这比厂里的账还细。”
“细才好！”阎埠贵敲了敲桌子，“这世道，细才能保命！”
接下来的日子，阎埠贵彻底过上了“闭门索居”的生活。他每早上起来，先把院子扫一遍，然后就坐在屋檐下算账，从日出算到日落。许大茂来找他喝酒，想打听厂里的事，被他一句“病着呐，记不清了”挡了回去；秦淮茹想让他去劝劝街道，给贾张氏弄个低保，他推“刚退下来，不好出面”；连以前最爱凑的“全院大会”，他都借故不去，让老婆子回话“三大爷头疼”。
这傍晚，阎埠贵正在算这个月的菜钱，忽然听见中院传来争吵声——是许大茂和秦淮茹在吵，好像是许大茂偷了贾家的野菜，被秦淮茹抓了现校
“吵什么吵！”阎埠贵隔着墙喊了一声，声音不大，却带着股威严，“都给我消停点！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敢惹事！”
争吵声果然停了。阎埠贵哼了一声，继续在账本上写：“9月20日，中院争吵，许大茂与秦淮茹，事由不详，咱家未参与。”他知道，这一笔不是多余的——万一将来查起来，能证明自家“与邻里纠纷无关”。
夜幕降临时，四合院渐渐安静下来。阎埠贵站在门口，望着上的星星，心里的算盘还在噼啪响。他知道，自己这“明哲保身”看似懦弱，却是乱世里最好的活法。他不求三个儿子大富大贵，只求平平安安，能熬过这阵风头。
远处的工厂传来下班的汽笛声，悠长而沉闷。阎埠贵叹了口气，转身回屋，把门锁好，又检查了一遍窗户。桌上的本子摊开着，最后一页写着：“乱世之中，守身为上。”这是他活了大半辈子总结出的道理，虽然不够光彩，却足够实在。
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落在账本上，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照得清清楚楚。阎埠贵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三个儿子的呼吸声，心里踏实了不少。他知道，只要守住这个家，守住这本账，守住“少话，多干活”的规矩，总有一，风会停，雨会歇，日子还能回到从前的样子。
只是他没出口的是，有时候夜里睡不着，他会想起年轻时候的自己，也想过凭着算盘珠子的本事干出点事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躲在壳里，只求自保。但转念一想，能在这风雨飘摇的年月，让一家人平平安安的，不就是最大的本事吗？
窗外的风渐渐大了，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像在为每个心翼翼活着的人，轻轻伴奏。阎埠贵翻了个身，把本子往枕头底下塞了塞，闭上了眼睛——明，还得早起算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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