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第一缕光刚爬上篱笆墙，废村就醒了。
王二柱扛着锄头，正往新开的藏里走，铁蛋拎着个筐跟在他身后，嘴里念叨着“今要捡满一筐石子”；张寡妇蹲在灶台边，往锅里添着昨晚晒好的野菜干，丫丫坐在旁边的草堆上，手里攥着根柴禾，有模有样地往灶膛里递；李氏坐在屋檐下，借着晨光穿针引线，手里缝的是王二柱磨破的袖口，针脚歪歪扭扭，却缝得格外紧实。
宋阳站在院子中央，看着这各司其职的景象，嘴角忍不住带零笑意。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临时凑在一起的团体，已经有了自然而然的分工。
他自己，成了那个拿主意的人。每早上，他会简单几句当的活计：“柱哥，今把东头的地翻完，下午晒谷粒”“张嫂子，野菜干不多了，下午去坡上再摘点”“娘，看着孩子们，别让他们往篱笆外跑”。没人质疑，大家听了就各自忙活——他的决策总能落到实处，从最初决定离开大队伍，到开垦土地、储存粮食、加固防御，每一步都让大家离“活下去”更近了些，不知不觉间，他的话就有了分量。
王二柱是公认的“力气担当”。重活累活几乎都被他包了：翻地、劈柴、扛重物、守夜时抱着锄头站在最前面。他话不多，却总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张寡妇的筐太重，他顺手接过；宋阳的木铲断了，他默默削一把新的递过来。谁都知道，有王二柱在，就不用担心力气活干不完，他那身结实的肌肉和磨出厚茧的手掌，就是最让人安心的“武力保障”。
张寡妇和李氏，则撑起了“内务”的半边。张寡妇心细，做饭、晒菜干、照顾孩子们的起居，把的土屋打理得井井有条；李氏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就缝补衣物、择菜、看顾着三个孩子，她的存在像个温暖的锚，让整个院子都透着点家的气息。两人配合默契，张寡妇做饭时，李氏就帮忙烧火；李氏缝衣服时，张寡妇就哄着孩子们别捣乱，偶尔还会凑在一起几句家常，眼里的戒备早就变成了相熟的温和。
孩子们也有自己的“任务”。铁蛋是王二柱的“跟班”，跟着拾柴、捡石子、给藏浇水，虽然力气，却跑得勤快；二丫黏着李氏，帮忙递线、捡野菜叶，手灵巧得很；丫丫最，却也知道帮着张寡妇递柴禾，咿咿呀呀地跟在后面，像个尾巴。他们的存在，让这艰苦的日子里多了些笑声，也成了所有人拼命活下去的最大牵挂。
分工越来越顺，“我们”这个词，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家嘴里。
晒谷粒时，王二柱会：“咱们的谷子得晒透了，不然冬容易发霉。”；张寡妇摘野菜时，会叮嘱孩子们：“这是咱们冬的菜，可不能糟蹋了。”；连铁蛋和二丫吵架，李氏都会：“都是一家人，吵啥？咱们就这几个人，得互相帮衬着。”
“一家人”“咱们”，这些词像细密的线，把七个原本陌生的人紧紧缝在了一起。
那夜里下了场雪，早上起来，篱笆上积了层薄薄的白。王二柱起床后，没先去看藏，而是拿起扫帚，把院子里的雪扫到一边，又往篱笆根下堆了些干草——他怕张寡妇和孩子们出门滑倒。张寡妇看到了，默默往灶里添了把柴，把早上的稀粥熬得稠了些，还给王二柱多盛了一勺。
宋阳看着这一幕，心里暖暖的。
这种默契，不是靠命令逼出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共同劳动、一次次应对危机中慢慢磨出来的。一起扛过锄头，一起守过夜，一起分过半块萝卜，一起在黑夜里听着狼嚎互相壮胆……这些共同的经历，让他们不再是七个体，而是一个“我们”。
他的“权威”，也就在这一次次的默契里，被悄无声息地承认了。
有次王二柱想把储存的谷粒多拿出点，煮顿干饭，刚开口，就下意识地看了宋阳一眼：“宋哥，你看……”；张寡妇发现野菜不够了，也会先来问他：“要不要再去山里找找？”；甚至连铁蛋捡到颗野果子，都会先跑过来问：“宋叔，这个能吃吗？”
没人“你是老大”，但每个人遇到事，都会下意识地等着他拿主意。他那些“祖传的土方子”“碰巧找到的种子”“运气好捡到的盐”，在大家眼里，都成了“宋哥有本事”的证明——他们不知道空间的存在，只当是宋阳有远见、有运气，跟着他，心里踏实。
傍晚，大家围坐在火堆旁，喝着热乎乎的野菜粥。外面的雪还在下，风呼啸着拍打着篱笆，屋里却暖融融的。王二柱给铁蛋讲他年轻时打猎的故事，张寡妇给丫丫喂粥，李氏缝着衣服，偶尔插句话，宋阳则在盘算着明雪停后，该去加固一下篱笆，免得积雪压塌了。
火光映在每个人脸上，带着安稳的光晕。
这或许就是乱世里最珍贵的东西——不是满窖的粮食，不是结实的篱笆，而是这七个人心里渐渐生出的“我们”。
宋阳看着跳动的火苗，又看了看身边的人，心里清楚：只要这份团结还在，只要这分工还在，无论冬多冷，无论将来遇到什么，他们都能一起扛过去。
夜色渐深，雪还在下，但土屋里的暖意，却比任何时候都要真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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