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跨院的书房里，烛火已燃到第三根。贾宝玉伏在案前，指尖捏着的狼毫笔悬在纸上，墨滴在宣纸上晕开一个的黑点，像他此刻悬而未落的思绪。案上摊着的是府试模拟卷，最后一道策论题赫然写着“论乡塾教化之弊”，这题目不算偏，可他总觉得先前的思路差零什么。
“乡塾之弊，无非是塾师资质良莠不齐，教材陈旧刻板……”他低声念着草稿上的字句，眉头越皱越紧。这些话没错，却像隔靴搔痒，触不到真正的痛处。他抬手揉了揉发酸的眼眶，视线扫过案角那叠从柳砚处借来的《顺府乡塾见闻录》，随手抽出一本翻开。
泛黄的纸页上，柳砚父亲的批注密密麻麻：“通州某塾，塾师只会背《三字经》，学子提问‘为何‘养不教’要‘父之过’’，竟答‘书上如此写’”“大兴县乡塾，教材还是前明刻本，‘女子无才便是德’一句被圈了又圈，女娃想旁听都被赶出去”……一行行看下去，贾宝玉的心沉了沉，原来乡塾的弊病，远比他想的更具体，更刺骨。
他猛地将先前的草稿推到一边，重新铺好一张宣纸。这次落笔时，笔尖不再犹豫：“乡塾之弊，非独在师与书，更在‘教者无心，学者无门’。”开篇便直指核心，他自己都愣了愣，随即像是打开了闸门，字句接连涌出。
“某塾师以‘打’为教，孩童背不出书便掌嘴，致使十岁童生见书如见虎，这是‘教者失其仁’；某乡塾只收男童，女子欲识字只能偷学，这是‘学者失其路’……”他把见闻录里的案例揉进策论，笔锋带着前所未有的锋利，却又在每句末尾留着温度——“故革新之法，当先择师重‘仁’，再扩学舍纳‘全’，让乡塾不止是背书之地，更是明事理、辨是非的方寸地。”
写到“扩学舍纳‘全’”时，他想起前日去城郊乡塾看到的情景：一个扎着总角的姑娘扒着塾馆的窗沿，踮着脚往里望，手里还攥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字。塾师出来撞见，厉声呵斥着把她赶走，姑娘摔在泥地里，手里的树枝断成两截，却死死护着怀里用布包着的半本旧书。那画面像根细针，扎在他心上。
“女子为何不能入塾？”他在策论旁添了行字，笔尖几乎要划破纸页，“《论语》言‘有教无类’，先贤之意，岂分男女？”这句话写罢，他忽然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先前那些模糊的感受，此刻都化作了扎实的字句。
窗外传来巡夜婆子的梆子声，已是三更。贾宝玉放下笔，活动了下僵硬的脖颈，才发现右手的指关节因为握笔太久，泛着不正常的红。他端起桌边早已凉透的茶，一饮而尽，茶水涩得他皱起眉，却让混沌的脑子清醒了几分。
案上的《论语》被风吹得翻页，停在“学而时习之”那章。他忽然想起白日里柳砚的话：“府试策论，不光要指出问题，更要让人看到‘能成’。”他低头看自己的策论，“择师重仁”“扩学舍纳全”都没错，可怎么落实？谁来择师？扩学舍的钱从哪来？这些没清，终究还是空谈。
他重新拿起笔，在“择师”条下补写：“可由县衙牵头，每乡选三名德高望重的乡绅，与县令共同考评塾师，优者发‘良师证’，劣者黜退；经费可从乡绅捐输、县衙杂税抽成两途而来，每月张榜公示收支，让百姓知其透明。”写完又觉得“乡绅捐输”可能会让富户借机敛财，便再添一句“捐输不得附加条件，不得强摊派，违者报官严惩”。
这般添添改改，快亮时，策论终于定稿。他把稿子通读一遍，字迹因困倦有些潦草，却透着一股踏实劲儿。那些从真实见闻里长出来的字句，比任何华丽辞藻都有力量。
他折好卷子，准备收进书箱，指尖却触到一个硬纸包。打开一看，是黛玉昨日送来的杏仁酥，用油纸包着，还带着余温似的。他拿起一块放进嘴里，甜香在舌尖散开，连日来的疲惫仿佛淡了许多。
书箱底层，压着林如海临终前赠他的那本《科举要诀》，扉页上林如海的字迹温润：“策论者，非逞才之具，乃济世之器也。见民生疾苦，方有下笔之力。”贾宝玉摩挲着那行字，忽然明白了自己先前差在哪——不是学问不够，是离那些“疾苦”太远。
他重新坐回案前，没有再写策论，而是铺开一张干净的纸，开始默写《论语》。不是为记诵，而是为定心。笔尖划过纸面，“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字句缓缓流淌，像是在为明日的府试，铺垫下最坚实的底色。
窗外的色，已泛起鱼肚白。书房里的烛火渐渐弱下去，却有更亮的光，从东方透进来，落在他年轻却沉静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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