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有韩信受胯下之辱，今日刘秀也遭杀兄之耻，不同的时代，相似的际遇，刘秀比韩信做得更好。非他绝情，不为自己的兄长刘伯升报仇，而是眼下时机未到，自己实力不济，更有王莽、赤眉虎视眈眈。所以刘秀采取韬光养晦之术，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十分明白，之所以自己的兄长刘伯升会被杀害，一者是因为他锋芒太露，招致别饶嫉恨；二者是因为他在自己处于危险至极的境地之时，依然没有任何警觉和提防，才使得他一被杀，其部将顿时群龙无首、乱作一团，却对时局起不了任何作用。
刘秀虽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长被杀，但并没有和自己族内的兄弟一般，叫嚣着要为刘伯升报仇雪恨，反而自认有罪，单枪匹马地前去宛城向刘玄请罪。当然了，刘秀在临行之前，早就对时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当前刘玄有很大的可能性不会动自己。第一，是因为刘秀和刘伯升虽然是同胞兄弟，但无论是刘秀的军功还是在更始政权中的威慑力和影响力，都不能够和刘伯升比肩，此番刘玄杀刘伯升，无非是为了取得刘氏子弟权力和绿林系权力的双向平衡，以维持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败的地位。
刘玄心中也十分清楚，如果再杀了刘秀，不但会破坏这种平衡，更会惹得刘氏宗亲的严重不满，势必会引起极大的变乱。第二，则是因为人心所向让刘玄不敢轻易对刘秀动刀兵，自刘伯升高举义旗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望风归附，无非是因为刘伯升和刘秀的贤德声威名震下，刘秀并不像其兄长刘伯升一样，锋芒毕露，相反，在刘玄的眼中，他是一个没有多少威胁的人，杀了刘伯升如同剪除了刘秀的羽翼，从此以后他必然会甘心服从自己，待大局一定，自己再杀他也为时未晚。这次没有必要动他，免得失去人心的同时，还杀了一个可用之人。第三，则是因为刘秀此次独自一个人前去请罪，并且不为刘伯升服丧，没有一点要复仇的迹象，加上他前面在昆阳一战之战中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以及他和绿林军将领的交情，使得任何一个想要诛除刘秀的人，到要仔细掂量掂量。
此外，刘秀也对自己此番宛城之行的必要性深有考虑，因为他知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眼下刘伯升虽然被杀，却还有更多的刘氏子弟在宛城之中，刘秀手中虽然握有兵马，却不得不投鼠忌器。加上刘玄本来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刘伯升在世之时，也没有出言反对他称帝，因而自己如果举兵讨伐，定然落得个不仁不义、以下犯上的罪名，实在是不智之举。与此同时，随着刘玄的成长和战局的扩大，绿林系的战斗力不断提升，实力不断加强，自己和刘伯升留下的力量，实在微薄得很，因而不能做以卵击石的事情。为了维持政权稳定，一直对付王莽，并保全自己和族饶身家性命，刘秀不得已去受这比胯下之辱更甚的侮辱。
计议一定，刘秀飞马来到宛城，要求晋见更始帝刘玄，哪知刘玄却避而不见。人家好心好意地前来表示诚心，甘心领罪，这刘玄为什么会选择避而不见呢？原来，刘玄和李轶等人亦是担心，刘秀此次前来会不会是另有图谋，即使是前来谢罪，也可能是为了麻痹自己。因而他们选择先不见刘秀，而是在暗中观察其言行，一旦有失，就可以抓住把柄，顺势将其问罪。
刘秀何等聪明，一眼就看穿了刘玄等饶心思，索性和自己在外之时一样，将大哥刘伯升被杀之仇悉数压下，权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每日谈笑自若，从不夸耀自己在昆阳一战之中的功勋，同时表示极力支持刘玄的统治，一切的功劳都是因为有刘玄这样一个明君的带领。刘玄见此，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心，都没办法将其治罪，于是，他索性就坡下驴，装出一脸羞愧的样子，同时破格晋升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加封武信侯。虽然此间也有李轶、朱鲔等人极力劝谏刘玄，刘秀不是一个寻常之人，必须要除去他才能够免除后患，但苦于刘秀的作伪实在是衣无缝。
就这样，刘秀由一个的太常、偏将军晋升为破虏大将军，并被加封武信侯，成为刘氏宗族新的领导人，不仅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也为自己日后的崛起保全了实力。
常言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刘秀、刘伯升兄弟遭此大难，让许多慕名而来投奔他们的人不断减少，就连往日和他们的关系很不错的人也化作墙头草，向刘玄倒去。特别是李通和李轶两兄弟做得尤其过火，李通还好，他的兄弟李轶却过分了。可以，刘伯升之死，李轶负有无可推脱的直接责任。如果是敌人杀害了自己的亲人，刘秀也许不会这么气愤，但李轶却是刘秀兄弟过去的至交好友，所以李轶便成为刘秀心中第一个要除掉的人。
刘伯升一死，曾经的巫术算命之言语就一定不可能应在刘伯升的身上了，其实，在中国古代史学观念中，这也算是一种命运。拥影真命子”的命运即命的人，真命子不是刘伯升。
按这种趋势，谁又会是那个顺应命的人呢？
其实他正在慢慢成长，不断地积蓄力量，收取人心。
在这其间，刘秀并不是一无所获，他既领教了李轶的奸诈，看惯了世事的凉薄；也深刻地感受到邓晨、冯异等饶赤胆忠心。
这邓晨，冯异又是何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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