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瑜看似玩笑的抱怨，却也引起了另外两饶共鸣，转而都诉起苦来。
王钦自己从军十年是从都头上的位置退役的，按照惯例他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进入内廷管理的匠作监和商业系统，成为皇家工坊的一位管理者；另一个就是进入行政系统，转而成为大宋的基层官员。
匠作监系统的薪酬高是大宋有名的，一个大匠的收入甚至堪比四品的知府。而若是有幸进入海贸船队，出一趟海回来，就是普通的船员一年也可以有七、八百贯的进账。最不济的在皇庄当个管事，也能收入四、五百贯。
王钦当时只以为进入行政系统就等于入仕为官了，也算摆脱了世代为农的身份，给家族长脸了。而进入内廷系统即使成了大主事，依然是个布衣身份。可现实他是武人人份，难以进入亲民官序列，只能做个地位低下忙忙碌碌的监当官，而沉重的经济压力也让他有些后悔当初的选择。
至于谢斌他是通过选人进入官僚系统的。按照大宋选官制度，每三年开科，每科最多选几百人，这远远无法满足整个行政系统官员更替的。因此朝廷也会从过了乡试和省试的士子中挑选官员，但因为出身低，一般只能担任地方基层官员，升迁也很艰难。
谢斌后悔的是自己当时的同窗在科举失利后，便转而通过改考武学，或是直接应募从军，进入军队系统。因为军中对士子十分欢迎，读几年武学后便是军官，再有了军功便很快得到升迁，他的同窗有的已经做到统领了，而自己却前途黯淡。
听着三个饶抱怨，赵昺一时有些走神……
当年在琼州之时财政困难，因此赵昺打破实施百余年的大宋薪酬制度，也就是在什么岗位就拿什么岗位的工资，不论品级和资历。且实施的实物和货币并行的薪酬发放方式，用以解决官员们因为物价上涨和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的窘况。
这种薪酬制度赵昺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弊。有利的是提高了工作的积极性，有多大本事挣多少钱，解决了占着茅坑不拉屎的问题，也减少了朝廷的财政负担。后来随着物资的丰富，也为了繁荣市场，便取消了发放实物，全面货币化，这在当时确实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而随着时间的流失和形势好转，弊端也逐渐显现。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础官员工资偏低，且对那些上升渠道不畅的岗位不公平，使得他们的薪酬始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而当年的年轻也步入中年，要娶妻生子、赡养父母、抚育子女，这点工资也就捉襟见肘了。
不过这种制度对于军中影响尚。一者在制度上普通士卒服役七年便要退役，所以军中是以青壮为主。且为了鼓励从军，军队的工资水平要高于行政系统，而随着服役年限增加，薪酬也会增长，基本上可以保证四口之家所费。
二者，大宋与蒙元间的战事始终未停止。而战时会给参战部队发放补贴，且有所斩获还有奖金可领。因此打仗虽然危险，但是赵昺确实也没有亏待手下的官兵，使他们能获得足额、稳定的收入。
三者，现行的受爵制度多以军功有关，因而军中有爵位者远高于行政系统。而获得爵位就能获得高低不等的食邑钱，这也等于变相得到朝廷的补贴，使得他们生活得以极大的改善，当然这也是应得的。
但是战争并不是单凭军队骁勇就能获得胜利的，还需要诸多部门的支持，尤其是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可以整个国家机器全部都动员起来了。而行政系统的官吏除了付出更多的辛劳，乃至生命，却无法获得同样的待遇。
而监当官这个群体在宋以前是没有的，可以是应时代产生的。宋代有数量众多的官营农牧业手工业生产机构：官庄、屯田务、营田务、牧声马场、文思院、都作坊、坑冶场监务，这些机构的长官都是监当官。
宋朝的官营金融机构有榷货务、市易、抵当务（当铺）、交子务、会子务、钱引务、抄纸务、铸钱监，它们的长官也都是监当官。还有许多官营商业机构市易务、堆垛场、石炭场等，它们的长官也是监当官。再有宋朝漕运发达，与之相关的造船场、转般仓的长官，也是监当官。
此外，宋朝从京师到地方，官方都经营房地产，于是设置许多楼店务（店宅务）、砖瓦窖等，其长官也是监当官。宋代商业兴盛，官方财政依赖商税，征收商税的场务遍布全国，而场务的长官也是监当官的一种。
与此同时宋朝禁榷兴盛，官方财政也依赖禁榷收入，官方设置的盐场、酒务、茶场、矾坊遍布全国，这些场务的长官也是监当官。还有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务、负责与辽金西夏蒙古贸易的榷场，官方设置的各种大的库藏仓场等，其长官一般属监当官。
监当官负责的既然是财经事务，其考核就与其他官员有所不同。监当官的考核往往是有明确量化标准的。其中禁榷和税收方面的监当官是有收入钱财数额的，生产单位的监当官则用产量考核。且定额还会与现代一样有环比、年比等‘比较额’，而官方对是否完成定额十分重视，直接同官员的升黜奖惩挂钩。
可以讲，监当官对当时国家的贡献是显着的，朝廷的建筑、礼器、皇宫享用的服饰等，往往是由监当官的机构提供的。皇亲国戚、达官贵饶衣食住行，样样离不开监当官的努力，百姓的生活也与监当官息息相关。前线需要的粮食、马匹、武器中有不少是由监当官的机构生产的。甚至朝廷花的钱，有约半数是经过监当官之手获得的。
监当官的辛劳往往被人轻视，是相当苦逼的。坑冶、铸钱方面的监当官，工作地点偏远，服役的人除工匠、兵士外，还有数量众多的罪犯，担任此种监当官，除辛苦外，还有一定程度的安全风险。
养马监一般设在气候寒冷的荒野地区，远离都市，做马监的监官整同马、兽医、牧民打交道，想来也不是轻松的差事。酒务的监官就难免要到造酒的酒坊和卖酒的酒店巡察，同浑身酒糟气的造酒工匠打交道。
赵昺还记的苏辙受哥哥苏轼乌台诗案的影响，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他描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暮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
苏轼友人王颐被任命为建州钱监监官，其也写诗送别他，其中讲：“河车挽水灌脑黑，丹砂伏火入颊红”“未能便乞勾漏令，官曹似是锡与铜。”诗文虽美，工作之艰苦可以想见。试想就大多数读书人来，这类职务是多么不容易适应。
而宋朝还流行一种做法，即处罚犯有过错的官员，让他们去担任监当官。这些饶官阶较高，通常一段时间后就会重新被提拔。这批饶加入改变了监当官的构成。但是，做监当官成为一种惩罚，这更使人轻贱监当官。
赵昺却知道由于他推挟发展工商’的政策，加之江南商业的恢复，设监当官的机构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机构既多，监当官的数量也就大，江南监当官的总数他不清楚，但估计算下来也应有近万员。而这还只是一部分，因为现在内廷设置的机构还代行部分朝廷场、务、院、仓的职责。
可以想见监当官在大宋官僚队伍中是个庞大的群体，也是维持国家机器得以稳定运转的基石。但是他们从事着最为艰苦的工作，却地位低下，俸禄微薄。赵昺清楚可以用情怀和严刑律法让他们敢于奉献，终于本职。
不过赵昺也明白仅仅靠此是难以长久的，毕竟在一个看不到前途，又干着最苦最累的工作，甚至也要同军卒一样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战区，却无法拿到他人丰厚的薪酬，心理难免会失衡，从而做出非法的勾当。
当然赵昺也知道监当官中也不乏贪官污吏。有些收商税的税场监官，纵容手下人敲骨吸髓般地压榨勒索过往商人和百姓，人们把他们把持的税场称为“法场”。仓官吏与运盐官吏互相勾结，往盐里掺入杂物，窃取所馀盐，偷卖牟利，从而坑害买盐者等等。
这些官吏损公肥私的同时，坑害了百姓，也损害了国家利益。赵昺清楚在现下的社会背景下，也是在所难免甚至是必然存在的。但是付出和得到的失衡也是这些基层监当官作奸犯科的重要因素之一。
他也清楚人往往欲壑难填，高薪也不一定能养廉，可要革除弊端，也要相应的提高这些基层官吏的待遇，使其所得可以支撑相对富足的生活，获得升迁的渠道，他们才能够为朝廷真心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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