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记忆里，家里的挂钟永远比别人家走得慢。当其他孩子在父亲肩头嬉闹时，我只能数着墙上日历上被黑笔圈住的日期——那是父亲上次回家的日子。
妈妈总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抓坏人，但我的床头照片却永远停留在三岁那年。照片里穿警服的男人将我举过头顶，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可随着年月流逝，那张笑脸在我记忆里逐渐模糊成一个轮廓。每当我问起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妈妈就会摸着我的头：“等案子结束就回来。”
上学后，我开始在作文里反复描写“我的爸爸”。别的同学笔下的父亲会辅导作业、陪着放风筝，而我的作文永远只有一句话：“我的爸爸是警察，他的警号是。”老师用红笔批注“内容空洞”，我却固执地把作业本锁进抽屉——因为那个数字，是每次爸爸打电话时，我隔着听筒都能听见他警服上金属牌碰撞的声音。
五年级那年冬，我终于盼来了父亲的承诺。他在电话里会陪我过十岁生日，我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倒数，甚至在草稿本上画满了全家吃蛋糕的图画。生日当，我穿着新校服在客厅坐到深夜，蛋糕上的奶油都塌了，玄关处始终没传来熟悉的脚步声。第二清晨，我在餐桌上发现了一个包装简陋的礼物盒，里面是一枚印着警徽的徽章，卡片上歪歪扭扭写着：“下次一定。”
初中时的家长会，我总是独自坐在教室角落。看着同学们的父母翻看试卷、和老师交谈，我就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尖。有次班主任试探着问：“默，你爸爸最近还忙吗？”我强撑着笑：“他在破大案呢。”可当放学路过办公室，却听见老师们的叹息：“听陈队长已经三个月没回家了，孩子正是需要父亲的时候……”
那我冒雨跑回家，书包带子勒得肩膀生疼。推开门，家里空无一人，只有冰箱上贴着张便签：“默，牛奶在微波炉里热两分钟。——妈妈”我蹲在玄关处，突然哭得停不下来。雨水混着泪水流进嘴里，咸涩得让人窒息。
直到2013年7月12日深夜，我被客厅的动静惊醒。透过门缝，我看见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爸爸的胡子长得盖住了下巴，警服袖口沾着泥渍，却站得笔直，像棵挺拔的青松。他和妈妈低声交谈，隐约听见“毒窝”“最后一次”这些字眼。我屏住呼吸，突然发现他左手臂缠着绷带，暗红的血迹正从纱布渗出来。
妈妈的声音带着哭腔：“不能推掉吗？”爸爸沉默许久，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总得有人去。”他转身走向我的房间，我慌忙躺回床上，装出熟睡的样子。黑暗中，有人轻轻坐在床边，熟悉的烟草味混着消毒水的气息笼罩过来。一只手试探着碰了碰我的脸颊，又迅速缩回去。
“默，爸爸要去抓坏人，可能要很久才能回来。”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我，“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我死死咬住嘴唇，指甲在掌心掐出月牙形的痕迹，生怕一开口就暴露自己醒着。
三后的新闻彻底击碎了我的幻想。电视画面里，那辆熟悉的黑色轿车支离破碎，警戒线外的妈妈瘫倒在地，而我站在原地，看着屏幕上“警号”的字样，突然想起时候总爱用蜡笔在纸上反复描摹这串数字。原来爸爸不是食言，他只是永远停在了“下次”。
葬礼结束后，我偷偷翻出爸爸的旧警服。警号牌边缘已经磨得发亮，这几个数字却依然清晰。我把脸埋进布料，试图寻找残留的温度，却只闻到淡淡的洗衣粉味——那是妈妈无数次清洗留下的痕迹。
十二年后的夏，当我在局长办公室接过崭新的警号牌时，指尖传来的冰凉触感让我恍惚回到了那个深夜。局长这是传承，可我知道，这是命阅接力。回家后，妈妈翻开的旧相册揭开了另一个真相，但这已经不再重要。因为那个用生命守护正义的男人，早已把警徽的重量，刻进了我的骨血里。
深夜，我将新旧警号并排摆在书桌上。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亮了两串相同的数字。风从纱窗缝隙钻进来，轻轻翻动着爸爸留下的那张卡片，“下次一定”四个字在光影中明明灭灭，仿佛在诉着未竟的承诺。我知道，有些告别虽然漫长，但正义的接力永远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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